3.1/10 Sundance2021Virtual 和《我在伊朗长大》有着类似的问题，可被预期的叙事，选择看似“最大化”的多身份受难者和“最幸运”的幸存者为一体的第一叙事者，仍然使得其易受萨义德东方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批判，虽然文化上被直接展露的西方俯瞰比《伊朗》有削弱，但是依旧无法逃脱一种高度脱离非历史性和非政治性视角的简化，复杂度几近失踪。动画形式本身亦是类似服务被模糊化的身份和国别边界，减少地缘和地貌潜在的冲突，霍米巴巴所强调的内在“协商”和“争执”毫无可见，始终脱离本体。穿插的纪录片和新闻片段似乎在剥削观众对纪录片这个类型的陈设定义，协同亲昵的叙事角度和口吻，强化叙事的“真实性”和代表性。这种理想化仍然需要我们高度警惕。